一個政黨，要取得勝利，離不開政治宣教和鼓動，唱歌是諸般方法中最省錢省力的一種，這是常識。《東方紅》旋律無懈可擊：完整、優美且極易上口。原因非常簡單：它來自民間，經受了時間的反覆錘煉。
優美的民間小調變成官方頌歌絕非偶然，概括地說：「延安整風的偉大勝利也」。劉熾，「土共」裡邊最有才華的作曲家，《東方紅》首演指揮，正是這一過程的親歷者。
1937年，他當小演員的紅軍劇社裡有幾位老民間藝人，其中一位名方憲章，一直在黃河兩岸賣藝，肚子裡裝了很多山西民歌，其中一首《芝麻油》：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
三天不見想死個人，呼兒嗨喲，哎呀我的三哥哥。
三天不見想死個人，呼兒嗨喲，哎呀我的三哥哥。
這是典型的西北高原民歌，被當地的男男女女不知唱了多少世紀。到了1938年，國共合作抗戰，需要鼓動士氣，詩人安波走捷徑，順手為它填了新詞：
騎白馬，挎洋槍，三哥哥吃的是八路軍的糧。
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兒嗨喲，打日本我顧不上。
主角依舊是三哥哥，只是情長換成了氣壯，在當年那樣的氣氛中，很快流行開來。
後來，我們知道，共產黨內召開了一連串生死攸關的會，到了1943年，終於確定了毛澤東至高無上的地位。於是，一名小學教師，迎合政治需要，為這首已經不少並非鄉下人都會哼的歌填了新詞：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生存，呼兒嗨喲，他是人民大救星。
這叫「緊跟形勢」。大陸的文化人都知道這句話的份量：跟對了，跟到了節骨眼兒上，一出小戲、一首鼓動詞、一個曲子、一篇小說，夠吃一輩子；跟不上或是不肯跟，再大的才華，也只有安於寂寞了。這位教師本應為此而發達的，不料他不會宣傳自己，又碰上共產黨特別喜歡標榜「勞動人民創造一切」，這回，這「緊跟」 的榮耀就落到了一個名叫李有源的也會唱兩句曲兒的「勞模」身上。
撇開這樁版權公案不提，由於得風氣之先，在1944年延安那樣的氣氛之下，大家都唱起來，有人續上大生產的內容，有人續上民主聯軍的內容。
到了1945年秋，日軍投降，毛蔣兩個死對頭剝開一切偽裝，拚個你死我活的時刻終於到來。毛澤東的威望此時更是非同小可。出於大的政治形勢的需要，專業的文工團體奉命將這首歌加以完整，成為後人熟悉的三大段，並正式演出。
接下去就是官方的不僅有意而且強大無比的推動：印歌書、灌唱片、編入教材、宣傳鼓動。這一推動，到了黨已經有權行使政府的一切職能之後，就更加無孔不入。 20年之後，文化大革命期間，這歌已經不是人人會唱、人人愛唱的問題，實在到了沒有人不敢不唱的地步。在大型交響樂隊的伴奏下，偉大領袖從容地揮巨手的畫面已堪稱現代造神典範；而「在莊嚴的《東方紅》樂曲聲中……」，成了官方套話中用得最頻繁的一句。事情做到了這個份上，套用一句偉大領袖自己愛說的話，不可能不「向它的反面轉化」了。
目睹這支歌從小曲到神頌的全過程的劉熾後來說：文革中「《東方紅》和《國際歌》一起唱，前面是‘他是人民大救星’，後邊是‘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我心想：這不是矛盾嗎? 但那個年代誰敢吭聲? 」黨改造了民歌——同時也將純樸健康的人，變成「戰勝敵人的武器和工具」。武器和工具是好用，但是，如果一個政黨和它的領袖真的「愛人民」，真想「為人民謀幸福」，他就該想想，男女老少、士農工商，整天泡在大標語大口號裡「為政治服務」，有什麼幸福可言。
到了80年代末，北京還有人在唱《東方紅》，只不過將歌詞中的句號換成問號，曲式也失去了原有的莊嚴：
東方紅? 太陽升? 中國咋出了個毛澤東?
他為人民謀幸福? 哎喲喲喲，他是人民大救星?
步前輩歌詞拓展者的腳步，一批小痞子也：「緊跟形勢」，順手填新詞兒，只不過唱的是他們自己的領袖罷了：
西方白，月亮落，中國出了個鄧開拓。
他讓人們富起來，嗨喲嗨喲，他叫大夥兒各顧各。
唱歸唱，政壇人物，特別以個人功業為目標的政客，總難以永恆。無論經過怎樣的窮竭心計、金戈鐵馬，真正活在人們心裏的，還是那活潑潑、熱辣辣的真情：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
三天不見想死個人，呼兒嗨喲，哎呀我的三哥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