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共产党监狱的规定，被囚禁者是必须百依百顺、逆来顺受的牛马、奴隶，绝对不能有任何一点点抗拒之意。口头抗议的罪名是“顶撞干部”，这是立刻会招来一顿毒打，乃至活活打死的。而行动上的抗拒，如绝食，更要严厉打击。
在共产党监狱里，真正的刑事犯是绝对不敢抗议，更不敢绝食的。因为那纯粹是找死，而且死有余辜。只有政治犯，才有资格、也才敢绝食，而一般不致丧命。
绝食6天以内，监狱当局一般是不管不问的，只当没有这回事。在这期间你还每天必须照样干16个小时的活，照样排队点名，绝对没有任何人给你一丝怜悯。如果你敢违反这些规定，立刻就会招来一顿狂风暴雨般的毒打。
我永远不能忘记，绝食几天以后，我还得拼命支撑着身体，摇摇晃晃走来走去，坐在铁皮屋顶的地下车间里干活，汗如雨下，昏昏欲倒。
一般绝食6天之后，监狱领导才找你谈话，警告你这是抗拒改造行为，是有罪的，是要受惩罚的。如果你还是不服从，强制的一幕就开始了。在监狱领导看来，被关押者都是牲口，都是奴隶，绝对没有任何人权，完全可以任意凌辱虐待的。
一种办法是鼻饲。就是7、8个人按住你，然后往你鼻孔里插饲管，那饲管很粗很硬。1987年9月，我在福建厦门公安局收审站里绝食绝水5天以后，就是这样被强行灌食的。
他们第一次对我强行鼻饲时，我拼命挣扎，蹬翻了几个大差，令他们震惊之余，恼羞成怒，又找来几个身强力壮的大差。
第二次我就再也蹬不动了，7、8个大差像按住一头野兽一样死死地按住我，我的骨头几乎被按断，尤其腿骨疼得要死，脑门也被死死按住。负责鼻饲的医生为了确保我不能反抗，还特别赏给我几个响亮的大耳光，打的我眼冒金星。而那粗硬的鼻饲管更要命，硬往鼻孔里钻，令我钻心地疼。
鼻饲之后，我流了几个星期的鼻血，估计鼻孔都被弄伤了。后来我就患了鼻炎、鼻窦炎，并演变成了慢性病，过了17年也没好。直到现在，一想起当时的情景，我还是会浑身发怵。
另一种办法更残酷，是用硬质大漏斗直接往喉咙里灌。也是几个人死死地按住你，然后用铁棍或老虎钳硬塞进你嘴里，逐步扩大上下齿缝隙，继而塞进大漏斗尖端。如果你拼命抵抗，灌食者会毫不犹豫撬掉你的牙齿，他们都是施暴成性的打手。
反正他们的任务只是灌进米汤，哪里还管别的。1998年7月，在广州市花都区第一劳教所六大队二中队地下车间，我就领教过一回，真令人恐怖。
我总共在监狱里绝食过14次之多，94年那一次绝食断续长达两个月，外界根本无法知道。所以依此推理，我们也无法估计杨建利博士究竟绝食了多少回，身体受了多大伤害，监狱当局又是如何给他强行灌食的。
我在美国多次见过杨建利博士，他的才智和幽默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面对野兽般凶残的共产党监狱管理干部，我想他无论如何也幽默不起来。而当他绝食时，特别是被野蛮灌食时，他一定会感到，共产党人原来竟然是如此残忍，甚至可以彻底摧毁一个人的幽默感?
巨人泰坦一次次被敌人打倒，但是一倒在地上，一接触大地母亲，巨人泰坦就恢复了无穷无尽的力量，就能挺身再战。对于真正热爱大陆祖国和人民，愿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这块苦难土地的民主志士来说，确实不能太长久地离开祖国母亲。否则就很可能陷入精神空茫的境地，陷入败坏性窝里恶斗之中，害人害己。
当海外民运无所作为时，冲回祖国大陆是义勇的选择，但是冲进监狱的命运又太悲惨了。中共对从海外返回祖国的民运人士，总是加以特别沉重的摧残。所以这两年，没有民运人士敢冲回来了。更没有人敢偷渡返回祖国，否则就会被中共的盟友指责没有遵守中共的“法律”，更孤立，更悲惨，简直就该死去。
在我1998年返回祖国被劳教三年的决定书上和复裁决定书上，白纸黑字，我的罪名都是“非法入境”。中共外交部却能随意给我按上别的罪名，肆意诬蔑，而特务和小人也跟着起哄。
张林2004／3／13于安徽蚌埠。(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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