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上带来了四千多美元，约三万多人民币，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先生上的是热门的商业管理，虽说奖学金减免了一半，还是要付两千多元的学费，加上预算之外的学生医疗保险书本资料杂费，一下子去了近三千元。一个月房租加上一个月订金，再添置些生活必须用品，头一个星期下来，兜里的钱哗啦啦只剩下四五百元了。
再顾不上看蓝天白云草绿花红，没心情欣赏街头的雕塑庄严的教堂，初来异国他乡的激动好奇烟消云散，怎么办？家里无粮心发慌，恐惧感随之袭来。
听先生的同学介绍，去中餐馆打工。“中餐馆老板都小气得很，一小时只付一块钱，全靠小费，要有心理准备呀。”
“有工卡吗？”
“没有，刚来。”
“有经验吗？做过餐馆吗？”
“没有，我很快就能学会，干啥都行。”
“英文怎么样？给我念念menu。”
“eggroll，spreribs……”
“行，马马虎虎，再多练练，明天就来上班吧，要穿黑裤子白衬衣。”
我呼了长长一口气，满脸阳光灿烂，中了彩票似地。临上轿才扎耳朵眼儿，我照着电话本上中餐馆菜单苦背一天英文菜名没有白费。
#p#从没想过，来美的第一份工作是跑堂。第一天没给我分台子，让跟在一个绰号“红烧鸡”的老跑堂后面学习，一会儿端汤，一回儿盛可乐，这桌盘碗还没收，那桌又喊着要结账，跑来跑去满堂飞。中午还要清洗buffet台，加水，再将厨房洗出的十几叠死沉的盘子端出来。我在国内多年做办公室文员，从来没干过这么重的活儿，胳膊又疼又酸。可转眼一想，不干也得干，月底又快到了，房租电话费电费的账单已经来了。
我永远记得挣到的第一笔小费是三元，是三个十七、八岁的日本学生给的，他们仗着家境富裕来美学习语言，吃香喝辣上馆子，我竟得伺候他们。“你要吃饭，我需要钱，一不偷二不抢凭劳动吃饭没什么丢人的。”这样想想，也就挺起胸扬高头泰然处之了。
第二天，一脸油一身菜汁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家，顾不上洗澡，掏出一天挣的钱一数有三十多块，绿绿的一叠，有两张五元的，其余都是一元的，还有一把分币。看着钱，我眉开眼笑劳累顿消，算计着，等我熟手了，老板会多给我些台子，我就能挣更多些，一个月下来，上一千多看来没什么问题，房租生活费就解决了，先生也可专心读书了。
被烘饼机烫伤了胳膊满是水泡，包上纱布第二天照样去打工；不小心打破盘子，被老板指着鼻子臭骂，回家在先生面前垂泪一场，早晨还是出现在餐厅里；被粗鲁小气的客人打铁不给小费，气得火冒三丈骂爹咒娘，对下位客人又硬逼自己笑脸相迎……初来异乡，生存比什么都重要。
过了几个月，我给国内乡下的父母寄去五百美元，告诉他们我在美国生活得挺好，住的地方和国内的宾馆一样，能轻松挣不少钱，并穿上从国内带来的旗袍高跟鞋在房东车前照了几张相寄去。
本来以为来美会经常参加宴会，像好莱坞电影里淑女绅士杯盏交错的生活，没想到，天天都穿一身黑皮打工，带来的衣服只能照相时穿穿臭美一下。傻妹妹回信说：“姊姊，你能出国，是我们全家人的光荣，我好羡慕你。”我心里说你看到我成天马不停蹄地端脏兮兮的盘子就不光荣不羡慕了。
一起做跑堂的以女性为多，基本上都是留学生太太，二、三十岁的样子。先生上学，太太打工维持生活，她们在国内都有很好的工作，医生呀老师呀文秘呀，可谓“高级”跑堂。我们常被厨房的师傅们笑话：“你们这些女人都是养老公的。”
“养就养，关你屁事儿。”这也是“陪读”们无奈的选择，刚来美国语言不好没有身分，只能到中餐馆打工。
我们也会为争台子好坏吵嘴，更多时候是说说笑笑的，中午包蟹角摘雪豆时，几个女人就开了一台戏，聊孩子说老公，讲方言唱黄梅戏，说笑话讲荤段子。周末几个人凑在一起，还去爬山摘苹果。谁生了孩子，大家也去看看她，给她个红包，略表心意。我们称自己“洋插队”。
不久，我们用我打工挣来的两千多美元买了辆旧车，先生先考取了驾驶执照。每天下班前，我都会投二十五分在公用电话里，让先生来接我：“现在来吧，我好了。”就这么一句，也能流露出我的情绪，先生一听我电话上的语调就知道今天生意怎么样，收入怎么样。小费好时声音清脆欢快，不好时低沉丧气。做跑堂这一行靠小费吃饭，有时客人大方，吃三十块给十块，碰到印度人苏联人就完蛋了，吃五十块给两三块。
我总是早一些离开餐馆，在外面呼吸新鲜空气，让晚风吹吹，享受一会儿独自安静，看看天上那个和家乡不同的月亮。
“我也要上学。”先生毕业的那个秋季，通过考试的我成了一所大学ESL中级班的学生，告别了跑堂生涯。其它留学生太太有些随找到工作的先生搬走了，有些回国发展了，有些生了第二个孩子做全职妈妈了……
这十几年多次搬迁，我一直没有扔掉我初来异国做跑堂端盘子装过账本铅笔小费的围裙，可能是为了纪念那移民路上一段酸甜苦辣的经历吧。
来源:世界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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