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189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城东郊卫杨村，字俊如。祖父卫正球是清制下合肥县石塘桥镇“册书”，也就是由他承包本镇每年向清政府上交的田赋，所以还算小康之家。但不久，一场瘟疫夺去了祖父及二伯夫妇生命，加以天灾歉收，家中一贫如洗。大伯卫立炯弃学在合肥县城谋一小差事养家糊口。父亲上不起学堂，只好在邻村的私塾里随老先生读书。
1912年，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父亲只身来到武汉，想投奔孙中山。父亲在街上偶然发现湖北省办的一所学兵营招生，便进了学兵营。他在这里接受严格训练，为他一生当职业军人打下了基础。毕业后，他南下广州找孙中山先生。
1917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父亲由粤军被推荐到孙中山大本营任警卫。有一次护卫孙中山先生外出回府时，父亲骑的军马突然狂奔将他掀下马来，孙中山先生劝父亲回乡养病。父亲病未痊愈便急忙又赶赴广州，孙中山将他派到许崇智部队，以便他有更佳发展。
父亲很早就显示出他的军事才能。1918年，在闽西一次夜战中，他率百人乘乱直捣敌方指挥部，扭转了所在部队败局，晋升为连长。不久，年仅22岁的他又被提升为营长。因为担心年龄小被别人轻慢，父亲特地蓄起一撮胡须以示“老成”，为此留下了“卫胡子”的绰号。这撮胡子伴他30多年，直到1949年为躲开国民党特务耳目从南京逃到香港时才剃掉。
1921年6月陈炯明叛变，叛乱平定后，孙中山与宋庆龄重登永丰舰，接见护卫他的有功人员并合影，父亲就在其中。此前，孙中山先生还赠送给父亲一张他的个人照片，父亲始终珍藏着这张照片。
1926年7月，升任东路军第14师副师长的父亲率军参加北伐，与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在松口激战了6昼夜，大获全胜，战后升任第14师师长。第二年3月东路军光复南京时，父亲率部队又与孙传芳军战于南京之郊龙潭，使南京转危为安，孙传芳从此一蹶不振，但战功赫赫的父亲只被何应钦委任为第九军副军长。父亲一气之下，跑到上海休假。何应钦到访，他也拒不出见，从此与何应钦结怨。当时黄埔军校刚建立，黄埔军人羽翼未丰，能当军师长的，如刘峙、顾祝同等，都毕业于保定军校。在国民党众多将领中，父亲始终被视为“嫡系中的杂牌”，他其实是吃了“资历”的亏。
1928年，父亲到北平参加陆军大学校“特别将官班”第一期进修。父母先在安定门内永康胡同租了一处房子安家，房东叫庄惕生，是北平城里颇有名气的中医，他的儿子便是后来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庄则栋。1955年父亲回国后，庄惕生还带着夫人及庄则栋到东单麻线胡同拜访父亲。我们两家相处得很好。
1932年5月，蒋介石纠集25个师又7个旅约30万兵力“围剿”鄂豫皖苏区，国民党军自前几次战役失利后，皆害怕再遭失利，各自寻找理由按兵不动。这一次蒋介石明令各纵队:谁先占领鄂豫皖苏维埃的军政中心金家寨，此镇即用占领者的名字命名，并改为县治。父亲是第六纵队的指挥官，他带了两个师，在黄安县附近的冯秀驿遭遇红军主力，僵持数日后，红军转移。父亲率部随即进入金寨镇，蒋介石专门将金寨及周边地区划为一县，命为“立煌县”。
这是父亲一生中唯一一次与红军交手。有趣的是，我们后来在香港还遇到了张国焘。他和父亲坐在一起谈论当年往事，说自己再坚持5分钟结果就不一样。
1936年12月初，蒋介石来电让父亲去西安参加重要军事会议。父亲和一群高级将领住在西京饭店。12月11日晚，张学良举行盛大宴会，招待来西安的这些高级将领。父亲他们谁也没料到，当晚，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杨虎城的士兵包围了西京饭店，让所有将领到大厅集中，企图越窗外逃的邵元冲被士兵开枪击中，两天后去世。父亲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只能老老实实呆在大厅里。
当时，这些将领的卫队住在另一个大院子里。随父亲去西安的一个卫队成员后来告诉我，当天晚上他们听到枪声，不知出了何事，只知城里已戒严。第二天，杨虎城的部队来缴械，大家坚决不从，双方都拔出枪，气氛十分紧张。这时张学良东北军的一卫队长赶过来从中调和，他说:我们都是军人，要打就一起打日本，不能自己先打起来。他拿了个木箱，让大家把武器都放在木箱里说:“你们的安全我们负责，但你们不能出去。”
西安事变解决后，蒋介石向张学良提交一份名单，要求首先释放4位将领，其中包括父亲，张学良看后立即同意，可能是他也知道父亲不是蒋介石的亲信，加之平时与父亲私交也不错。父亲与蒋介石很早就相识于广东，他们都是孙中山身边的人。蒋介石当年从日本回国时，还特地指定在父亲部队所在的南京浦口下船，说明那时他俩关系还比较密切。蒋介石一生用人有三大原则:先黄埔门生，后浙江同乡，最后才是亲信嫡系。父亲一不是黄埔出身，二不是浙江人，他是凭着战绩出来的。
父亲与蒋介石关系较好的另外一层原因也应归于我母亲。父亲当年驻军镇江时，结识了我母亲朱韵珩。母亲当时是基督教美以美会办的镇江崇实女子学校校长，因为父亲部队干扰了学校秩序，前来找父亲交涉，没想到彼此留下深刻印象。1927年底，父亲与母亲在上海举行婚礼，当时恰逢蒋介石与宋美龄也在上海成婚。母亲与宋美龄同为留美人士，都信基督教，共同语言很多，因此结下良好关系。母亲每次去见宋美龄，可以不必通报就直接登堂入室。她们之间书信来往都用英文，见面对话也中英文互用。我们小时候也跟着母亲去庐山避暑，和宋美龄住的别墅很近，宋美龄让保姆带我和姐姐去她那儿。宋美龄的别墅前有宪兵站岗，我们把母亲写的便条递进去，不多会儿，就有人出来接我们。见了面，宋美龄还拿糖给我和姐姐吃。
父母结婚后的10年，也正是他事业最飞黄腾达的时期。
抗战开始后，父亲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驻军石家庄一带。他奉命率部向北平等地进军，在下岭、千君台、丰台一带与日军先头部队第45联队遭遇，日军主力近在丰台附近，1937年8月9日到9月10日间，父亲指挥他所率各部，与日军展开激烈交战，大挫日军锐气。他的名字因此而在日军阵营中传开，日军华北最高司令官香日清司视父亲为“支那虎将”。
1937年10月，日军指挥官板垣征四郎指挥日军第5师团，以占绝对优势的飞机、大炮、坦克作掩护，倾全力向山西忻口发起猛攻。阎锡山急电蒋介石，要求父亲率部驰援。中国守军浴血奋战，战争进行得十分惨烈。为争夺204高地，日军组织多次冲锋，而中国军队顽强抵抗，短短1天里，阵地竟13次易手，中国守军7得6失。其中第9军军长郝梦龄壮烈牺牲，是中国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忻口战役历时1个多月，歼敌2万余人。它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最大、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配合较好的一次战役。我还记得在餐桌上听父亲和他的参谋长以及周围士兵们讲述，英勇的年轻士兵将捆好的手榴弹或炸药包送到日军坦克的履带上，手和腿却被炸断、炸飞。
1942年除夕，蒋介石邀请诸将领到黄山官邸吃饭;当晚正好宋庆龄探望宋蔼龄，孔祥熙也邀请父亲到孔府参加宴会。父亲致电侍从室，推说有感冒，当晚去了孔府。但侍从室秘书长贺耀祖忘了告诉蒋，饭桌上，蒋见父亲不出现，便问:“俊如怎么不来？”后来知道父亲实际上是去了宋庆龄处，更是大为恼火。蒋介石迷信13是不祥之数，父亲不来正好是13人，最后拉来一位秘书，充上14人。
后来蒋介石找了个借口，不让父亲兼任河南省主席，随后国民党内部一些人更攻击父亲袒护八路军，蒋介石将父亲的司令长官职务与西安办公室主任蒋鼎文对调。我们还在洛阳，第二天就知道了蒋介石不高兴的事。我虽然很小，但也知道父亲被明升暗降之事。一个月后，父亲乘车离开洛阳长官司令部前往火车站，途经市区，突然发现沿街许多群众自发设置香案来给他送行。父亲十分感动，连忙下车步行，一直走到车站。据说在洛阳市，70年前一位前清道台离任时才有过这样动人的场面。
远征滇缅
1942年，中国远征军赴缅甸遭受重大挫折。其中第5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以身殉国，一个万人甲种师，撤退回国不足3000人;第6军、第66军被彻底打垮，各师撤退回国时，损失八成。孙立人曾建议杜聿明率部撤退至印度，而杜聿明则听从蒋介石命令，准备突围回国，中途遭日军猛烈攻击，部队被拦腰切断，闯入了惨绝人寰的野人山。在原始森林中转了3个月，最终还是退到印度的孙立人派部队把奄奄一息的杜聿明救了出来。2万人剩余不足2000人。
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父亲又被再度起用。1943年11月，蒋介石任命他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赴云南接替生病的陈诚，全权指挥由第11集团军、第20集团军两支野战部队及相关支持部队共20万人组成的中国远征军。
此前，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杜聿明、陈诚都与美国盟军总指挥史迪威将军关系不好。父亲则很注意处理与史迪威的关系。他从印度调来大批有经验的美军教官，按照实战需要指导部队开展大规模的战前训练，父亲还恳请美军为中国军队培训了500多名军医，为每一个作战师都配备了野战医院，并请了大批美国军医随军服务。此外，父亲还命令部队反复进行战前的渡江演练，以至远征军在后来强渡水流湍急的怒江过程中，只有一名士兵不慎落水身亡。史迪威在其回忆录里称父亲是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
父亲认真分析敌情后制定了严密的反攻作战方案。他下令:从1944年5月11日起，部队使用橡皮艇、竹筏、汽油桶等渡江工具，分几路强渡怒江，向滇西日军发动进攻，由此揭开了滇西反攻战的序幕。
松山之战，是其中最为惨烈的一次战役。松山是滇缅公路出入滇西地区的咽喉要塞，日军在这里修筑了一个纵深达数十公里的强大防御体系，扼要坚守。日军的战后资料说，松山工事是日军由日本国内调工程师专门设计的，中国要用10万人才可攻克。中国远征军自6月1日起从正面仰攻松山，但经一个多月的强攻无法攻陷，攻山任务最终落到了由父亲直接指挥的第8军身上。因日军工事过于坚固，在多次使用飞机重炮集中轰击和组织敢死队冲锋爆破均不奏效的情况下，父亲让部队改用坑道作业，从日军碉堡下方150米处开凿两条直达山顶的爆破隧道，填塞3吨TNT炸药，摧毁了日军建造在松山主峰上的坚固工事，于9月7日成功收复松山，而中方为此却牺牲8000余人。
攻克松山后，左右两集团军连成一片，战局非常有利。父亲立刻命令两集团军乘胜西进，集中10个师的强大兵力向龙陵城区发起总攻，经过5天激烈战斗，全歼日军，于11月3日夺回龙陵。
1945年1月，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在猛育胜利会师。为庆祝会师，宋子文、何应钦和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都从重庆赶来庆贺。中国驻印军总司令魏德迈将军称父亲为“101胜将军”，意思是“百战百胜”都不足以表彰父亲的战功。会师后，中印公路通车;两个月后，中印输油管通油。日本用6年形成的封锁我国的包围圈被打破。1945年4月，功勋卓著的父亲升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美国《时代》周刊用较大篇幅推出对他的专访，并在封面上刊登了他策马扬鞭的照片，赞誉父亲为“常胜将军卫立煌”。我记得和姐姐在家里还很自豪地看了这期杂志。
来源:《我的父亲卫立煌》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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