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这个制度为什么会表现一种专制状态，这是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这个社会的当前生产力阶段下的本来形式，而这种人为的理论上提供的生产方式模式则不是，因此，由于上面的原因，它是不可能以自己的这种方式获得普遍的其他社会集团或个人的认可和使自己稳定地存在的，而必须采取自己的一党独裁形式，通过人为的强制方式来维护自己制度的形式，这就形成一种专制的状态。但是，这种专制制度的形式本身并不是它的制度危害的全部表现，这种制度的危害的最根本表现在于，它的上述性质的维护自己制度的要求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由和平等的逐步扩大因而建立和必须采取民主政治制度的要求，因而会妨碍社会本来进步趋势的要求的实现，从而对社会的发展会起着根本性的破坏作用。这由下面的分即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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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可起迄于1949年，虽然在这之前，它的制度的建立者——中共——在国内就已经存在过独立局部的军事割据政权，但是，全面地掌握整个国家的事务，则是在上述年代以后事情，我们这里论述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就是指它在1949年以后的历史。这种发展大致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正统社会主义制度时期：1949年中共政权建立以后，首先实行了土地改革，取消了地主土地所有制，跟着，实行了工商业改造，从而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这一时间开始到中期改革时代止，我们把这一阶段称为早期社会主义阶段，早期的社会主义阶段的社会实质是完全按照或力图完全按照马克思的理论所说的方式建立的社会制度形式，它是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政权和制度形式和特征表现最充分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具有最典型的理论上所说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同时它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对于中国，这一阶段起始于1949—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这一时期，包括毛泽东统治的整个历史时期到华国锋统治初期这一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不高，相应地，官僚特权也不十分发展，社会经济差距相对平等，官僚特权表现为以政治特权为主要形式，官僚阶级同人民大众的阶级矛盾相对缓和。但是在中国，这一阶段走得并不完全彻底，鉴于苏联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及问题和取得的理论认识，很多旧制度的经济方式没有经过大的改变即被保留下来，例如商品经济和个体的私人劳动等，另一方面，对私人资本家的个人财产也没有实行彻底没收的政策，而是采取公私合营的方式暂时予以从事经营的权力。
早期社会主义阶段并不稳定，政治制度上取消了阶级，并不意味着阶级的物质基础也被实际取消，除非像塔利班政权那样对社会经济进行一番彻底的破坏，否则它就会或多或少地以自己的固有方式或者叫做先前的历史遗留方式存在着，正像共产党的理论自己说的那样，社会的物质基础是不能由人们完全按照自己的需要去进行选择的，对于这个时代的人们来说，它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它随时可能新的、进一步发展了的方式复苏和扩大起来，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势力借以存在的一种物质基础，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早期阶段，围绕着这种阶级复苏和国家政治制度应该采取何种态度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斗争，形成了一系列的社会政治事件和冲突，形成执政的共产党同各种党外以及党内之间的各种派系、个人不同意见的斗争，其中有反右、文革等大规模的政治冲突和社会事件。
文化大革命的作用在于，它从形式上看是激进的和进步的，是一种领导者发动的群众对官僚和官僚阶级特权者的斗争，但实际上通过这场运动，它摧毁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中国社会当时的进一步的向更高阶段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因此使它的阶段性发展受到限制，而继续保留在比较原始的初期阶段上，使整个官僚特权阶级没有像苏、东国家领导阶层那样在以后的发展中迅速走向极端腐败和丧失整个活力，因而为这一制度赢得了以后的喘息和修整的机会，使它能够渡过苏、东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普遍危机时的国内民主化运动的冲击，而被稳固地保留下来，一直延续到今日，因此，根本地讲，它的历史作用并不是进步的，虽然我们也不否定它在某些方面确实具有一些积极的、有值得可取或借鉴意义的东西，例如以群众力量对官僚特权的某些反对等——虽然这种反对也常常是妥协的和很不彻底的——相反，而是在进步的外表下掩盖着的保守的和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动的、有组织的社会破坏活动，这种破坏的目的，从上述方面来说，当然是对当权的共产党有利的。
改革开放时期：1）前期 1976年，毛泽东死去，华国锋接替了他的职务，成为中共新一届领导人，两年后，召开了十一届叁中全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它的第二阶段，从这一时期开始，政权实际上开始逐步转移到邓小平手中，这标志着文革中曾经一度由于在官方领导下的群众运动冲击而遭到削弱的官僚势力的重新恢复和开始确立自己的统治权力。这一阶段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中期阶段，是社会主义政权在国内遇到经济、政治上的困难，进行初步改革的阶段，对于中国，这一阶段是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至1989年六月四日天安门事件止这一时期。在这一阶段中，社会形态逐渐脱离马克思的正统理论所说的标准形态，初步开始向着资本主义的形态回归，由于改革，它的生产力在这一阶段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这种发展，使社会各阶层特别是毛泽东时代长期处于生活简朴、贫困的中下层人民普遍获得好处，但是社会各部分的发展并不平衡，在一般群众获得一些经济利益和地位提高的同时，官僚特权也有所发展，官僚阶级逐渐走上脱离一般人民的独立的特权发展道路，发展为初步的特权阶级，官僚统治同人民大众的社会矛盾开始逐步发展。另一方面，有关社会性质和发展方向或制度选择乃至有关的早期的那种阶级本身的发展的争论并没有停止，而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仍然以各种新的形式存在着，由于受当时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社会发展深层的制度局限性问题还暂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因而从理论上还很难就上述这些方面问题得出确定的结论、从而对未来情况作出估计和判断，官僚阶级本身还有能力采取自己认为是可行的措施来制定对社会发展的计划和构想打算，而且这些计划也确实会收到实际的效果，因而他们不会采取措施从根本上禁止这种争论，这样就使争论能够持续下来；人们提出自己的各种理论和观点，在各种官方的和个人私自建立的媒体上发表自己对社会未来发展的预想和打算，提出和以某些实际行动来争取实现自己的那些预想目标，进行各种方面的探索、研究和尝试，因而这种争论也就形成了比较丰富和繁多的观点和学说的现象，也决定了当时的社会思想控制能够具有比较宽松的局面，造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中期的思想文化的相对繁荣局面。这种争鸣使社会思想领域分成许多个不同的阵营，例如官方内部的正统派和改革派，以及改革派内部的正统改革派（邓小平为代表，主张在保留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改革）和自由改革派（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代表，主张以实现民主的方式进行改革）等，其中一个重要的结果，是出现了要求在中国实行彻底的资本主义的“自由化”主义者的思想派别及其领导的民主运动，八十年代后期，当制度的根本问题或局限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初步暴露的时候，为抗议官倒和官僚腐败，以及当时的通胀引起的物价的上涨，全国范围内普遍爆发了以集中在各大城市的请愿事件为代表的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抗议运动，在具有民主思想和要求的一些知识分子的领导下，演变成一场要求实行社会民主的人民革命运动，最终引起了以北京的六、四军队武力镇压为代表的屠杀事件，六、四事件的发生以及以学生为主体的民主运动的失败，标志着这一时期结束。2）中期 这是改革开放的中期阶段，相当于江泽民整个统治时期，1989年江泽民上台后，政治上恢复了社会主义的正统思想的地位，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同时也保留了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发展的框架性政策和社会即成结果，并进行适度调整，社会开始趋于稳定，生产在此期间获得了一些新的发展，由于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社会生产新的发展对资本积累需要的不断增加，导致统治阶级不断以限制、压低人民正常收入为资本积累和社会公有消费即国家消费的来源，致使人民收入水平增长缓慢，逐渐变得跟不上个人生活资料和各种必要支出——如就医、就业培训、就学等——增长的需要，逐渐形成了下层人民生活的贫困，1995年后，在这种中下层人民贫困日益增长和逐步普遍化的背景下，出现了法轮功组织，当权者和下层人民逐步走上彼此分裂的发展道路，此后，社会矛盾日益发展、逐步扩大，逐渐形成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多方面的一些问题，官僚统治的社会政治思想逐步陷入僵化、保守、乃至观念停滞的状态，使之本身逐步陷于政治、经济和制度发展的全面困境，与此同时，社会的物质发展成果只限于和逐步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形成了社会差别的急剧扩大和少数人的特权地位极度发展的不平衡现象，这一阶段是它的经济发展的由改革开放后的高峰逐渐出现和面临着各种困难、因而制度和统治发展逐步由强转衰的时期，也是它的官僚阶级极端特权化状态最终形成和由此而导致的特权腐败极度发展时期。在这种条件下，以实际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为决定基础的官僚政治特权逐步破坏和最终取代了早期的社会主义的那种政治上的平等观念，由此而形成了官僚阶级对社会的高度专制统治和政治上逐步走向腐朽的状态。随着社会本身的积累资源的进一步的恶化乃至逐步枯竭，中共开始进一步大规模地引入更多的外国资本来作为经济发展的途径，进入中国的外资逐步增多，占据了更多的中国市场，形成更多的国内企业的破产倒闭和人员失业的现象，破坏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并增加和进一步扩大了原有的社会矛盾。3）后期 这是它的瓦解阶段，这是指胡锦涛统治至今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一阶段目前还在进行中，这是它的发展的最后阶段和改革开放的末期阶段。这一阶段是它的制度的由极度腐朽最终陷入病入膏肓不治而逐步走向经济崩溃、社会矛盾尖锐化引起社会革命从而制度的消灭、瓦解时期。在这一时期，官僚腐败问题更加突出严重，专制特权也没有得到根本的合理改善，由于许多新出台的规定的实行只停留在口头上，而没有实际实施，因此造成的现实后果，是使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实际的有效治理，而处于进一步的发展中，社会矛盾本身由于脱离管理的及时治理解决而表现得更加尖锐，由于或由于事实上许多问题得不到合法途径的正常解决，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许多规模和组织形式日渐增长扩大的群体性的自发的群众抗议事件。由于推行扩大出口和货币贬值以及压低群众消费乃至必要社会保障的社会政策，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资本和公共消费的不足问题，反而会造成外资过多的涌入和货币（游资）过剩现象，以及国内消费的持续缩小等现象，从而引起通胀和物价的上涨以及群众生活恶化的现象，从而使它开始陷入更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中。由于上述的社会矛盾和抗议活动的进一步加剧，也酝酿了新的社会改革和革命的各种主、客观形势要求，因此，在中期相对沉寂的自由化运动，在这一时期也逐渐复苏起来，在官方人物中，出现了在体制内改良的鼓吹民主制度要求的新西山会议派和随后的这次会议的参加者高尚全在《炎黄春秋》上发表的有关《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这篇文章中言论和事件，另一方面，不仅经济和制度的这种公共性问题需要解决，大规模的群众维权和斗争需要也需要有更大规模的更强有力的组织形式和领导人，海外的民运活动也随之发展起来，同时，由于经济的衰败和对外依赖严重性的进一步增加，国内也出现了一批外国企业和资本乃至政府的政策代理人或喉舌，一部分上层精英分子开始同外部势力勾结起来，共同从事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活动，这些都从内部削弱了中共的统治和统治的社会基础，另一方面，进入中国的外资，从2006年开始对中国企业展开了大规模的直接并购，使中国丧失了大批有重要经济和国家战略安全意义价值的高技术企业，进一步削弱了中共的统治的物质基础，所有这些，都使中共面临着统治的更加深刻的整体范围内的根本性的制度危机，特别是上述那些具有根本致命性的严重的经济上的问题和困难，也使中共的统治更加难以支持，从而使中共难逃必然命运地必然导致统治的最终瓦解。(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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