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已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政府随之以紧缩货币和管控价格结合相应对。虽然这些措施暂时可以平复大众的通胀恐惧，但如果无法达到既定目标，恐惧可能会再次猛烈袭来。
中国已进入通胀时代。今后五年，平均通胀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过去十年货币扩张的情况。现在试图阻止通胀为时已晚，需要做的，是保障通胀时代的稳定。
从通缩到通胀
中国经济易于发生通胀。一个发展中的大经济体对货币的需求是无处不在的，而经济体系往往通过货币扩张满足这种需要。这就是为何中国高通胀频现。
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说，通胀终究是货币现象。长期来看，这句话是对的。而在短期，通胀和货币的关系会变得错综复杂。在不同情况下，货币扩张对通胀的影响有所不同，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货币流通速度是一个参变量。在现实中，这不仅与货币流通的快慢有关。货币流通或倾向于与CPI相关的产品和服务。
1996年-2004年间，中国经历了罕见的通缩。原因是劳动力过剩和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价格偏低。国有部门改革将数百万下岗员工推向市场。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的“婴儿潮”也持续冲击着劳动力市场。农村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则使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和产业部门。
尽管劳动生产率快速增长，但剩余劳动力却使工资保持停滞，于是，国内外制造业产品价格普遍下降。沃尔玛公司的成功，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代表。
然而，那时中国制造业的扩张并未带来通胀，这要归功于国际市场上低廉且不断降价的自然资源。主要原因是在苏联解体后的15年内，中东欧、俄罗斯和中亚等苏联阵营经济体的资源需求不断萎缩，抵消了中国需求的增加。
如果一个经济体正走向通缩，货币扩张短期内不会导致通胀。因为如前所述，在这一经济体内，货币流通缓慢。而且，这一时期内的货币一边倒地流向房产业，并没有进入与CPI相关的商品和服务领域。
2004年-2005年左右，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劳动力市场逐渐平衡。部分行业，特别是出口行业，出现劳动力短缺。由于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阵营的经济体的需求开始抬头，原材料价格开始猛涨。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市场条件开始偏向通胀，即货币扩张很可能导致CPI通胀。这就是为何中国在2007年遭遇严重的通胀问题。政府提高利率，恢复价格管制，以遏制通胀。
全球金融危机打断了中国的通胀趋势
许多分析家希望借此阐明，通胀从来就不是什么久治不愈的问题，由于产能过剩，中国仍处于通缩阶段。这种想法导致三年内货币供应量大幅增加了78%。但是，金融危机的震荡只是暂时降低了自然资源的价格，减轻了中国的通胀程度。2009年，全球局势刚一稳定，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价格就继续上涨。
由于中国对通胀的经济投入了大量货币，目前的通胀问题比2007年更严重，需要多年才能化解。
内生还是外生
目前对通胀是外生还是内生的问题仍争论不休。
通胀形成并非一日之寒。有人认为，是美联储最近实施的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诱发了中国的通胀。这种解释太天真。美联储的政策还来不及引发中国现在的通胀问题。还有人说，从中国的粮食价格就可看出，国际价格和中国的通胀有明显关联。这种解释也不准确。中国的大豆进口量比去年增加25%，这才是大豆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所以，不能将中国商品价格上涨归咎于国际市场，但如果说，中国的需求导致国际市场价格上涨，这种判断是合理的。
重要的是要对与通胀斗争的目标有明确认识。在通缩环境下，资产投机吸引了巨大的货币增量。
即使环境已经开始变为通胀，这种投机势头仍在不断吸收货币。但由于通胀最终会带来紧缩的预期，货币将不可避免地逃离资产市场，从而推动CPI上涨。虽然可以推测货币会如何被回笼，实际上，自1930年以来，没有哪个主要的经济体能够收缩货币供给。此外，由于过去的货币增长催生了许多投资项目，需要持续的货币增长来维持这些项目的运营。因此，通胀似乎无法避免，而且可能会连续数年居高不下。
谢国忠五大对策
通胀并不意味着不稳定。许多经济体都经历了较高的通胀，但经济并未停止增长。维稳的必要条件，是在今后数年内将利率上调至与预期通胀相若的水平。今后五年内，中国的CPI平均通胀率很可能高于5%。将存款利率，至少是短期存款利率，尽快提升至这一水平，十分关键。
否则，储户可以取出存款，囤积消费品。这将导致通胀危机。保持通胀稳定的首要工作，即是让储户愿意继续在银行里存款。
如果所有物价一同上涨，无人能够幸免。但是，通胀很少以这种方式发展。承受通胀之苦的往往是固定收入人群，例如靠养老金生活的退休人群。通胀也通常反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使所承担债务(包括退休金负债及银行存款)缩水，往往是其不言而喻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通胀往往伴随着社会不稳定。但是，中国政府的财政能力相当强大。公共部门的收入占GDP的比例在所有主要经济体是最高的。中国的财政压力来自投资的强烈愿望。只要政府能限制或减缓投资，将退休金和其他固定支付和通胀维持在同一水平，不存在财政困难。
市场力量将使工资，特别是蓝领工人工资的上涨速度大大超过名义GDP。但是，地方政府往往会利用行政权力，与企业联手抑制工资上涨。这是个巨大的错误，因为工资上涨是重新平衡中国经济，使其转向消费、远离投资的最佳途径。
中国的个人所得税一直很高。这导致企业，特别是私有企业，普遍尽可能地增加可抵税开支，降低计税工资。由于企业所得税为25%，而最高边际个人所得税为45%，这使得部分人的个人所得税不高于25%。但大公司的员工通常要支付最高税率，在通胀压力下涨工资，大型企业的负担将不成比例地增长。此外，通胀大大降低了高税率的准入门槛。通胀侵入个人所得税结构，加剧了通胀的负面影响。政府应将最高边际税率降至25%，和企业所得税率持平，同时根据通胀提高每档所得税率的门槛。
反对提高利率的人士认为，这样会吸引“热钱”。我认为不会。利率不是吸引“热钱”的惟一因素，可能也不是主要因素，新兴经济体尤其如此。十年前，东亚新兴经济体实行高利率，吸引外国资本，但没有成功。过去几年，同样的经济体实行低利率而且并不需要外国资本，但“热钱”仍如潮水般涌入。印度的利率水平接近10%，却没有中国吸引的“热钱”多。“热钱”根本不应该成为中国加息的约束。
美国的货币政策，以及国内资产市场条件是吸引“热钱”的最重要因素。一旦投机者投资于新兴市场，他们希望几年内就能有100%的巨额收益。这种回报只能出现在泡沫环境中。美国宽松的货币条件，是新兴市场产生泡沫的必要条件，“热钱”则使之成为现实。但前提是，新兴经济体在泡沫游戏中必须很敏感。
只要政府有决心打击泡沫，无论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多么宽松，无论投机者多么热情，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当某个新兴经济通过提高利率表现出挤压泡沫的决心，“热钱”将纷纷撤离。正如上次中国意外提高利率，人民币离岸NDF市场就出现下跌。
我不是说中国的汇率就是固定不变的，或者不应改变。但是，对于处理目前的通胀来说，调整汇率没那么重要。有人主张提高汇率，而不是提高利率，以遏制通胀。这种说法貌似正确，但绝不会成功。进口在中国消费中所占份额最小。反竞争规则已经使得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高企，以至于任何可行的汇率调整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例如，进口车的价格已经是欧洲或美国市场的2倍到3倍。如果货币升值5%，价格会受影响吗？货币小幅升值的观点，其实是打算继续让“热钱”游戏维持资产泡沫。这只会令通胀问题更加恶化。
中国现在的通胀问题，和1994年的情形相似：都是长期货币扩张积累而成，而且扩张趋势尚无法停止，因为所有投资项目必须有始有终。
现在需要采取的措施也和过去很像，维稳的必要政策是：(1)今后五年内将利率升至预计平均通胀水平；(2)对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群(如退休人员和学生)增加津贴；(3)允许市场力量决定工资涨幅；(4)降低个人所得税。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新世纪》-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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