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人口所所长蔡昉近日表示，从2003年以来，中国大学毕业生平均起薪保持在每月1500元左右，但同期内农民工的月工资由700元跃升至1200 元。二者的差距呈现缩小的趋势。蔡昉同时承认，大学毕业生工作几年后的薪水变动率将远高于农民工，但仍担心这种现象造成负激励的效应──“干吗要去读书？”
这并不是一个新话题。2006年初，当时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抽样调查曾显示，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预期为1100元，而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对月薪的预期仅为1000元左右，这在当时也被称为新一轮“脑体倒挂”（即“体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高于脑力劳动者”），“读书无用论”的思潮也再次泛起。
客观地说，目前“脑体倒挂”的现象的确部分存在，但这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还有待更权威和全面的调查，至少目前的调查结论还不足为信。而且，“读书无用论”的再次泛起也不仅仅是因为“脑体倒挂”，“脑权倒挂”的现象更值得警惕，较少受到制约的“权力劳动者”全面介入市场成为最大的获益者，“万般皆下品，惟有权力高”是更大的负激励。从上世纪80年代的“脑体倒挂”，到上世纪90年代的“脑体正挂”，再到目前的“脑权倒挂”，这体现了中国改革不同阶段不同群体的命运波折。在现阶段关注“脑权倒挂”更具现实意义。
不得不说，大学生低收入群体的确存在，他们聚居在一起，也被称之为“高知、弱小、聚居”的“蚁族”，他们是继农民、农民工和下岗工人后的又一个弱势群体。但是，如果总是把大学生和农民工两相比较，总是比较弱势群体“谁比谁傻”，从而得出 “脑体倒挂”进而“读书无用”的结论，是偏离了轨道，无助于认清社会发展的真相和规律。
从常理来看，如果都以平均工资来衡量，且比较的是同一年龄群体的话，即使是所谓“蚁族”的平均工资总体上也应该是高于农民工的，目前不应该存在十分反常的“脑体倒挂”。当然，也有一些数据可供参考，在《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一书中，作者根据其2009年对北京七个大学生“聚居村”发放的563份调查问卷计算，被访者（90%左右在20-30 岁之间）月平均税前收入为2154元，其中约有35%的人月平均税前收入在1500元以下。而2009年，中国人保部给出的数据是农民工月工资在1400 元左右。
当然，如果考虑到教育成本的因素，在就业初期，由于供需的错配，部分大学生的收入确实相对偏低，如上所述，约有35%的“蚁族” 收入接近或不如农民工，这似乎有些不划算，觉得“读书无用”也顺其自然。但是，这种说法要一分为二地看。一方面，这部分大学生只占少数，而且他们更多的是民办高校专科毕业的，他们是教育产业化和教育扩招过程中的牺牲品，由于学校教育和自我学习能力的双缺失，也许他们只能算作有文凭的体力劳动者，我们很难接受他们没有读书就觉得“读书无用”的说法。另一方面，即使他们曾经刻苦读书，也要认识到，知识转化为财富是一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是存在时滞的，要关注教育投资的长期回报率，而不是短期的起薪。当然，教育投资的长期回报与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的进程密切相关。
正是后一点让我们接近“读书无用论”的真正原因和危害，那就是目前中国教育投资的长期回报率并不令人满意。即使努力读书、勤奋工作并不一定会让人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尽管比农民工们要强），一流的脑力劳动者不如二流的权力劳动者，人们对“教育”这个在市场经济中消除不平等的有效途径产生了巨大怀疑。这种“脑权倒挂”不仅导致低收入的大学生群体心生怨恨，也让相对高收入的大学生或白领群体牢骚满腹，也认为“读书无用”，他们或者消极地“读无用书”度日，或者积极地读厚黑学之类的“有用”之书，向权力屈服和靠拢，他们忍受并享受权力的胯下之辱。
历史地看，中国改革的进程就是从“脑体倒挂”到“脑权倒挂”的进程，这期间脑力劳动者一直备受压抑，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短暂崛起，这种“反智”倾向非常值得警惕。具体地说，上世纪80年代中期，“脑体倒挂”是在城市地区出现，根据社会学者李强的分析，主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变迁的过程中，体力劳动者先于脑力劳动者进入市场经济，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他们最先获得了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利益，这还可以看做是相对正常的过渡时期现象。上世纪90年代初后，由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方向的确立，部分国有企事业单位的脑力劳动者“下海”融入市场经济，“脑体倒挂”变成了“脑体正挂”，保证了知识与收入基本上成正比。
但是，进入本世纪以来，继部分脑力劳动者“下海”进入市场后，权力劳动者也开始大面积卷入市场的洪流，这也容易理解，因为他们在旧体制下也可以得到许多好处，所以他们不急着“下海”。只是看海里的 “弄潮儿”忽然间披金戴银，他们才姗姗来迟，他们危害也是最大的。因为他们是“在职下海”，既占有行政权力，又获取经济利益，这必将导致市场的扭曲，也是国企为什么比公务员更受青睐的原因。
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权力劳动者是分配社会财富的。理想状态下，有人做有良知的脑力劳动者，有人做受制约的权力劳动者，也有人做快乐的体力劳动者。但是，如果权力劳动者掌握了生杀大权事无巨细地干预市场成为最大的获利者，如果脑力劳动者削尖了脑袋了想成为权力劳动者，如果权力劳动者们为了权力明争暗斗蝇营狗苟，都会给社会财富的创造带来障碍和侵蚀。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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