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長，我想好了，不想一生就此了結，還想為社會和國家多做點貢獻，我想上學。""當老師要五官端正，您這樣怎麼能當老師呢？"好多老百姓都說："就是小月吧，我們就推薦她。""你知道他證明怎麼寫的？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一說１９７５年上大學的事又特可笑。今年春節父親提起這段往事還耿耿於懷呢。當年只有出身好的人才能上學，後來有一個"可以教育好子女"政策，我算"可教子女"，在我們農場又算有特殊貢獻的。我們營長是一個很好的人，有一天他對我說："我得替你今後考慮，一個女孩子這麼年輕就毀容，將來的生活怎麼辦？如果你看上了哪個小夥子，跟我們說，我們領導去做工作。但是你要有心理準備，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聽他講完這話以後，心里特悲哀，覺得這一生到此就完結了。結不了婚成不了家，即使能找個丈夫嫁個人，還得領導低三下四的去求人家。我說過，從來沒為自己的事流過淚，可那一陣子不知道為什麼特別愛哭。人家說一件什麼事，就好像是衝著我，我覺得這一生就此畫句號了，沒有前途。但是，儘管有再多的悲哀，我都埋藏在心裏，這叫什麼？咬碎牙咽到肚子裡呀。我們一塊兒的知青都知道：我這個人，在眾人面前從不流淚。我有時蒙著被子哭，在被窩裡啜泣不讓人知道，有時半夜睡夢中就哭醒了。營長還說："你不要急於答覆我，考慮好了再跟我說。"當時已經有工農兵大學生了，我說："營長，我想好了，不想一生就此了結，還想為社會和國家多做點貢獻，我想上學。儘管我已經毀容了，姑娘想要的東西已經沒有了，但還有聰明才智，我並不笨，我想用自己的智慧為社會服務。"營長說："那你怎麼不早說呀？我們這點權利還是有的嘛。"
７３年開始推薦我上大學，但因為父親的緣故，哪個學校都不要我。經過"文革"的洗禮，好多人都不願意當老師。"文革"中批鬥老師，說什麼臭知識份子啊，肆意貶低他們。我想上學既然這麼難，乾脆報師範吧。最後給我來一個什麼答覆？"當老師要五官端正，您這樣怎麼能當老師呢？"連著兩年，都沒上成。第三年，也就是７５年，我已經２５歲了，按照工農兵上大學的規定，２５歲是最後年限，超過這個年齡就沒戲了。那一年也不知怎麼的，忽然改成自願報名、群眾推薦，一律要票數，你夠了票數才能推薦上去，領導也很難做主。我覺得是最後一年了，又報了名。
燒傷後我一直感到很壓抑，迫於環境，許多想法藏在心裏不能說也不敢說，有些人不理解我還在背後偷偷議論說："她有精神病吧？"但真正瞭解我的人知道我很正常。同宿舍的秀華為我辯護道："她一點也不怪，其實很優秀，你們誰能受到這種打擊，還能像她現在這樣，我就佩服她。"我聽到議論的時候，也就是一笑了之。因為有這些輿論，擔心大家不會推薦我，可是沒有想到，我的票數還是最多。現在我還說這句話，老百姓真好！好多老百姓都說："就是小月吧，我們就推薦她。" 大家看的是什麼？是你的付出。票數統計完了以後，領導內部又出現分歧。有的領導說："今年不能讓她去，頭兩年都推薦了她，沒去成，把名額給耽誤了。"大概還是營長的作用，意思是只要有可能就要讓我去。但是沒想到，所有的關卡都通過了，最後政審一關又過不了。
我作為"可教子女"上學，得有一個父親單位的結論拿到這邊來，說明父親的"問題"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為這個我回了北京。大學還在軍管，我跟父親一起去找軍代表。父親說："我這怎麼回事兒？現在都影響我女兒了，你怎麼也得給我結論吧？"軍代表說什麼："結論不是我一個人說了算。"整個一個打官腔。我爸受了這麼多年壓力，一直逆來順愛，那次可是急了，拍桌子了："你怎麼這樣啊？這關係的不光是我的問題了，現在還影響到我的子女了！"我怕他跟軍代表弄僵了，事情就更難辦了。我說："爸您別急，也不必生氣。"又對軍代表說："父親的心情我很理解，今天不是讓你做結論。當然了，做結論是一級領導或者是一級政府做的，不是一個人能做的。您是不是覺得我是無辜的？我是一個年輕人，我覺得我是無辜的。現在這件事跟我的前途有直接關係，那麼我希望你寫一個證明，我父親是什麼情況就寫什麼情況。他要是'人民內部矛盾'很好，我作為一個正常人就可以上大學；如果他是'敵我矛盾'，我作為'可教子女'也可以上大學。我現在不是要求你給他一個'人民內部矛盾'的結論，該怎麼樣就怎麼樣，沒有什麼過分的要求，您總可以給開一個證明吧？"好，他就開了。我拿回來一看，你知道他證明怎麼寫的： "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
帶回的證明又不行，因為他既不是"敵我"又不是"人民內部"。你要是"敵我矛盾"我按"可教子女"有特殊貢獻的推薦，按"人民內部矛盾"更不用說了，偏偏兩邊都挨不上。真是把你氣得沒轍。最後，我跟招生的人央求，我們領導也幫著說："您吶，就按'敵我矛盾'得了，我們認了，我們願意'敵我矛盾'。"最後死乞白賴地就這麼去了，說我有特殊貢獻。
最後還有一個報專業問題。有很多我喜歡的專業，但熱門的不能報。我原來想學外語，後來一想，不能考外語。為什麼？最起碼口譯這工作我就不適合，只剩下一個筆譯了，就等於今後的路子特窄。我願意路子能寬一點，幹這個也行，幹那個也行，能夠游刃有餘的。後來一想，乾脆報生物化學吧。那年招生專業有低溫物理、生物化學，還有一個哲學，我對哲學已經是沒感覺了，認為它在中國沒有出路，完全是秉承當權者的意旨，什麼"批林批孔"、"批形而上學"等等，哪還有一點學術味道？所以，在三個專業裡我選了生物化學。
進到學校時，我還沒有整容，同學們都覺得我很怪異，因公受傷的事在檔案裡沒有任何記載。有人問我怎麼回事，我就作些解釋。在農場，我的情況是眾所周知的，但離開的時候檔案裡沒有這方面材料，根本沒想到這會帶來什麼後果。那個時候不管怎麼說，對於工農兵學員，人們總覺得你肯定是有一些背景來的，大多數也屬於 "表現突出"的。所以我的解釋在某種程度上被人們認可，人們覺得這還是可信的，要不然怎麼會弄這麼一個人來上學？
七、頑強人生
報到後才知道，敢情是個"垃圾站"。我用聰明才智達到這麼一個水準本來挺好的，社會卻不給我一個機會。你說我得到的是什麼？得到的是痛苦，得到的是經濟損失，得到的是人們的不理解和唾棄，得到的是孤身一人，沒有家庭。我就跟唐．吉訶德一樣，到處是我的敵人哪，可我拿著矛刺向誰呀？曉軍的那個墓，連墓碑都沒有了，完全是一掊黃土。就這兩棵白菜，我吃了一個多月。我這人只要站起來，沒摔倒，這對我來說就是勝利。
１９７９年大學畢業後，凡是像我們兵團回來的，學這個專業的，全部都分在衛生系統。不論是衛生部所屬醫療系統也好，還是北京市衛生局系統也好，惟獨把我分到環衛局。
上學期間我在班裡的成績各方面都是很出色的，同學們公認這一點。畢業分配把我弄到環衛局，也不明白是幹什麼的，報到後才知道，敢情是個"垃圾站"。當時" 垃圾站"是佔了一塊兒農民的地，才開始蓋房子。他們告訴我今後的工作，就是處理糞便和垃圾。那個時候中國對垃圾的處理，研究和機械化都談不上。我一到那兒報到就傻了眼了。那個時候，北京的同學辦完畢業手續好多人還沒報到，外地的同學還在北京沒有走，我屬於急性子，率先報了到，等回校一說，所有的同學都覺得奇怪："怎麼就把你弄到那兒去了？"
後來有個同學給我透露了消息：我被"調了包"。我聽了後如五雷轟頂。作為共和國的同齡人，忍受屈辱、磨難而無休止地掙扎。我覺得自己什麼都沒有了，惟一擁有的就是聰明才智，我用自己的努力達到這麼一個水準本來挺好的，想憑自己的努力體現人生的價值，可社會連機會都不給我一個。當兒時的信仰在步入社會破滅以後，個人的價值的尋求和生存需要的選擇越來越凸現出來。那會兒連死的心都有。我把自己封閉起來，許久朋友們都不知道我的下落。我們這代人承擔了國家五十年建設、改革所必須付出的犧牲，在任何時候都無條件以自我犧牲的方式維護祖國的尊嚴和人民的利益，即使讓命運拋擲得面目全非、遍體鱗傷也堅守著曾經的理想。當我再一次從陰影中走出的時候，一個同學對我說："突然沒了你的消息，也找不到你，就猜到你肯定遇到事了。"
到新的工作崗位後，因燒傷毀容的臉總讓人家覺得奇怪。我又開始跟人解釋，但跟上大學時就不一樣了。上大學時，同學們都知道，你不是有背景，就是表現好，都是挺特殊的人。可一到工作單位，你這麼怪了怪氣的人，別人就覺得：你這事兒，怎麼檔案裡沒有記載？我就跟一個說謊者似的，喋喋不休的去跟人解釋。人們總用懷疑地目光看著我，我覺得自己就像祥林嫂一樣。無奈，１９８３年我回了一趟農場，要求給我落實政策。農場的人事幹部覺得很奇怪："你現在不是國家幹部嗎？也有工資，還想要什麼？"我說："不是想要什麼，而是我應該有什麼？因公受傷就不應該有個記載嗎？
當時農場的黨委書記早就換了，我在那兒的時候還有軍人呢，是瀋陽軍區派來的。所以我還得自我介紹，我是誰誰誰，哪年哪年，是怎麼一回事。因為這件事在農場影響挺大的，現任書記說他聽說過。我說："那就好，我跟您的溝通也很容易了。"那時候我臉上的疤痕比現在嚴重，我就說："您是一個有兒女的人，如果我是您的女兒，現在這個樣子，你會是什麼心情？"那個書記很通情達理，他說："但凡我能辦到的，我都給你辦。"農場為此發了一個文件，文中說："小月同志為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在英勇救火中被燒傷，實屬英雄之舉，定為因工負傷，為妥善處理，農場根據立功批准許可權給予補辦立三等功一次的手續。"似乎到此為止，事情有了一個圓滿的結局，然而張梅玲、李曉軍的烈士稱號是黑龍江省政府授予的，而我的三等功是農場批准的，社會上根本不承認。燒傷後我曾先後六次住院，作雙足植皮、面部植皮、疤痕切除，植眉等大小手術數次，離開農場後許多手術都是自費，不僅要獨自承受燒傷帶來的各種壓力和手術的身心痛苦，還要被扣工資獎金。
這就是我得到的。你說我得到的是什麼？得到的是痛苦，得到的是經濟損失，得到的是不理解和唾棄，得到的是孤身一人，沒有家庭。一個女人被毀容了，還能怎樣呢？多少次我都是自己去住院去看病。我現在還有一些自己花錢看傷的票據。沒人給你報。人家說了："你這不算公費醫療，你這叫美容整形。"我總不明白，我是給共產黨干的嗎？不是給國民黨干的吧？不是給資本家干的吧？我怎麼就討不到一個說法呢？現在好像所有的不是都在我身上，人們都在指責我不對，因為我不是為這個單位付出的，那我又是為了誰呢？以至每次住院也好，做手術也好，只有我一個人，手術簽字自己簽，也沒人看護。哪一個單位的公傷，都會派人照顧的。我沒有啊，我就這麼一個人扛著，甚至整形醫院給我做手術的大夫都說："你是公傷怎麼自費呀？這麼多年，你是我見到的頭一個。"當時在手術台上，我的眼淚都快下來了。不是因為傷痛，我什麼都能抗，但是這種心理的傷害，真的難以承受。
為改變自己的艱難處境，萬般無奈，我只好與農場聯繫，希望能得到使社會認可的結果。他們說："你看，事情過去了那麼多年，農場的能量有限，我們實在力所不及。"他說這個，我也相信，但是我怎麼辦呢？我都５０多歲了，人生不過兩件事，一個是家一個是業，我是既沒有家也沒有業。什麼我都沒有，我這一輩子還有什麼？記得佛經中有句格言"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是說佛為普度眾生要承受世間的一切苦難，或許我就是該下地獄的人。
我怎麼就不明白？我就跟堂吉訶德一樣，到處是敵人，可我拿著矛刺向誰？找誰去呀？我找誰，誰都可以三言五語把我搪塞回來。曉軍的爸爸就是寫的信，可人家是死了人的好說話，可我還活著，還得自己給自己說，說重了也不是，說輕了也不是。說重了，好像你這個人把名利呀、榮譽呀看得太過了。回到單位，把那些資料裝在檔案裡了，單位領導不能不承認這件事，但承認沒有任何用，從來沒有給過什麼關照。在單位，人家看你這個樣總是不順眼。但是這種事誰也不會說，包括出差、進修任何機會都沒有。上學的時候我是班裡的佼佼者，後來對工農兵大學生進行補核考試，我在單位裡每次考試都是頭幾名，就是這樣，任何機會不給我。惟一有一次讓我講課，講課的效果挺好，覺得講的真不錯，可沒有用。每年單位都有外語進修的名額，為了表示公正，都先在內部進行考試。有一年我報了名，單位居然就沒組織考試。管教學的同志對我說："我看你就算了，以後任何學習的事兒你也不要報名了。你知道這次為什麼不組織外語考試？就因為你報名了，無論是科裡還是單位都不會讓你去的。"我真不明白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
我這個人挺要強的，工作上也很努力，燒傷後我知道自己只剩下勤奮和才智了，可無論我怎樣努力，都得不到與他人一樣的平等，我從來就沒奢望過組織對我有所關照，但連起碼的平等都沒有。我也知道現在人們可以說，隸屬你的成就你沒有，你參加過什麼學術會議？不是我不參加，是不讓我參加。有人說，我的樣子有損於單位的形象。當然有人也會這麼說，你不要抱怨社會，你沒有能耐，你有能耐怎麼會落到這樣地步？我給你打個比喻，假設我是個外科大夫，我再有能耐，這一輩子沒做過一個手術，能耐在哪兒呢？不是我不做，是不給我機會，剝奪了我的權利。
每逢兵團戰友聚會，大家常常關心地問起我工作的情況。我常常自嘲地說："時代的巨輪上我暈船了，失去了當年的壯志和勇敢。"９７年我回插隊的農場。離開已經二十多年了，可走到哪兒都會有人問："你是小月吧？"讓我感動的是個司機，他回頭一看說："我知道你。"我說不可能，因為我覺得他非常年輕，也就是三十歲的樣子。我說："你今年有多大？救火那年你多大？"他說："我一歲。"我說你根本不可能知道我。他說是從農場的有關記載讀到的，也是聽父母講的。事情過去那麼多年了，當時才一歲的孩子還能記得這件事。
那次解放軍文藝出版社的一個編輯想去饒河農場，我跟他一起去的。接待的人一看我這臉，就說："我認識你。２０多年以前，你來過我們這兒。"那麼多年了，人家還記得我，還很尊敬地"大姐""大姐"地叫我。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感觸，覺得自己的付出也值。有人說我傻，我覺得我不傻。多少老百姓，真好啊。
兩個難友的墓都去看了，已經倒塌了。尤其曉軍的那個墓，連墓碑都沒有了，完全是一掊黃土，有好多蒿草。梅玲的墓碑還在，名字還在上面。我覺得這都是歷史的偶然，也是歷史的巧合，但是對照非常鮮明。你看曉軍，歷史對她那麼不公正，難道還有誰去把她的碑推倒？肯定沒有，但奇怪的是她的碑沒有了。梅玲身後被追認了那麼多的榮譽，沒有誰去刻意維護她的墓碑，可墓碑現在還在。奇怪啊，落魄的人永遠受著不公的待遇。梅玲、曉軍死的時候，你知道撫恤金給了多少？合起來也就幾百塊錢，兩個鮮活的生命就沒有了。
我工作後先後換過幾個單位，每到一個單位好多人都認為我是共產黨員。有幾次黨員開會，人家特地來通知我，說在哪兒哪兒開會。我問："開什麼會呀？"人家說："黨員開會沒通知你？"我就笑了，說："我不是黨員，但是你通知我我很高興，最起碼我明白，在大家的心目中我是個黨員，有這點我就知足了。"
八、我想有個家，一個不太大的地方
什麼時候我才能有個家。"我想同情小月，但讓我為她做犧牲，我辦不到。"雖然那眉紋的挺"楞"，但畢竟有了自己的眉毛。獨身好像對社會付了債。
燒傷時我很年輕，不曾想到今後會帶來什麼影響，現在細想起來，當年營長擔心一個姑娘毀容後怎麼辦不無道理。隨著年齡一年年增長，朋友、親人也很擔心，什麼時候我才能有個家。在兵團時，我的一個男同學就對別人說過："我很同情小月，但讓我為她做犧牲，我辦不到。"那弦外之聲我明白。我從不希望誰為我做犧牲，也不想成為他人的犧牲品，只幻想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家，彼此之間是平等的，然而多少年過去了，終無結果。
"文革"後整形醫院還沒恢復，首都醫院有個整形門診，我流著淚懇求大夫，只想恢復原來的樣子和正常人一樣生活。但醫生告訴我，那是不可能的。因為面部神經多，血管豐富，治療起來非常痛苦，為防止手術失敗，必須小心謹慎一點點來，所以手術需要多次。以後我又在整形醫院做植眉術，未能成功。一個人沒有眉毛看起來很彆扭。在剛開始有文眉術時，我就文了眉，雖然那眉文得挺"楞"，但畢竟有了自己的眉毛。那次文眉用去我兩個月的收入。
"文革"徹底改變了我這個陽光女孩的命運，付出的比常太大，卻享受不到常人的生活。獨身好像對社會欠了債，人們覺得你沒有家庭之累，每逢單位義務勞動或者加班都是首選，生活遇到困難卻無人分擔。甚至獨身也成了不分房的理由，許多工齡短、職稱低的小青年只要一結婚就可分到房子，但我如何申請就是不行。快五十歲了仍與七十多歲的父親、繼母擠住一處，我常擔心到年老時無安身立命之所。世紀末，在福利分房即將結束時，我終於分到了一套遠郊的房子，雖然每天路上至少要花費三個鐘頭，其中還有一段路不通車，許多人嫌遠不去住，但我倍加珍惜，這是我年近半百才有的"窩"呀！
我與普通人一樣渴望有個家，而烈火改變了我的一生。為追求理想我刀山敢上，火海敢闖，難道就沒有追求生活的勇氣？我參加過電視徵婚，雖然一開始我就明白很可能沒有結果，但追求生活的幸福就像攀登山峰，雖然不是每個人都能到達峰頂，但每前進一步都比原來站得高。只要自己努力過，當生命結束時心裏也不會留有遺憾。魯迅說過："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或許我注定要走別人沒走過的路，在充滿荊棘的荒原上踽踽獨行。
當年我是出於一種奉獻精神，從未想過回報，只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和其他人一樣為社會盡力，然而隨年齡的增長，因負傷及屢次手術帶來的身心傷害漸漸顯現出來。９４年一次我乘地鐵時，突然覺得一瞬間好像呼吸停止了，胸部像有什麼東西被勒住了，有一種瀕死的感覺，雙手像紙一樣白，噴射性的嘔吐，濺在自己和周圍人的身上，我的意識還沒喪失，感覺稍好一點了，我扶著東西一步步地蹭回家，躺了兩天，不見起色，心跳得像敲鼓。一做心電圖，大夫責備說："一看就不是一天了，你怎麼才來呀！"其實我早就有感覺，只是不知道是什麼病，也不知看什麼科。曾有幾次暈倒在外頭，緩過來只能自己挪回家。有時嚴重些竟沒能力去醫院，很長時間臉像白血病人一樣毫無血色，大約有兩三年不能正常上班。一波未平又起一波，９０年代中期，突然老是腰痛，我以為年齡大，關節不好使了，就咬牙使勁活動腰，蹲在地上擦地，又去爬山，結果越弄越糟糕。最後去醫院看病簡直就沒法走，跟殘廢了似的，腿腫的厲害。大夫還沒做檢查就說："你是腰錐間盤突出，要臥床。"我說："不可能啊，你沒做檢查怎麼能知道？""你回去臥床，半個月以後來看，要是不好再照片子。"就是那樣，我一天沒休，拖著半個身子，跟那偏癱似的來上班。一做ＣＴ，果不其然，就是腰錐間盤突出。醫生拿著片子感到很驚奇，問："是你的嗎？""我不可能拿著別人的片子來看病。"他又問："你是怎麼來的？"我說："走來的，我獨身，但凡家裡有人，我也走不來。"所以有的時候我說腰錐間盤突出，別人還不相信："你不嚴重，你看你能走，我這兒就不能動。" 我說："我有什麼病？只要能站起來沒摔倒，就是挺好。"
腰還沒好，又查出子宮肌瘤。婦科主任用手一摸就說："耽誤了，馬上住院。"做Ｂ超時，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大夫驚訝地喊起來："快看，她的瘤子怎麼這麼大呀！"也許是我經常出入醫院，也無數次地經歷生死的場面，使我對生命有與常人不同的體驗，我平靜得似乎他是在說別人，沒有一絲恐懼感。大手術前我堅持自己簽字，告訴主任我是單身。大夫說："看了手術通知單，你就不敢上手術臺了。"我說："您小看我了，我已經多次為自己簽通知單了。"手術後，我心裏沉甸甸的，還沒品嚐過婚姻的美好，還沒有自己的孩子，就被剝奪了作母親的權利。我非常喜歡孩子，見到小孩就想去抱，因為燒傷也常遇到難堪。只能把愛深深地埋在心底。直到弟弟有了孩子，我喜歡得恨不能天天抱在懷裡親個不夠。小侄女一生下來就長在這個家裡，從不會覺得我有什麼異常。我一直懷著做母親的夢，現在連夢也破滅了。
當我還沒從心靈的打擊和疾病的折磨中恢復過來，科裡就因我身體不好把我上交了。正當我被突然的打擊搞懵了時，一個知青來我們單位辦事。他向同事打聽："你們單位有個叫小月的吧？那是我們的英雄啊！請代我向她問好！"聽到這個消息，我感到一絲安慰，覺得自己並不孤單。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問好的人是誰。
２００１年底，我又因病毒感染急診住院。出院後，一天病假沒敢歇。出院不到一個星期，頭重腳輕把腳崴了腫得老高，鞋、襪子都穿不進去，只好"打的"上班。那時候買不了菜，吃飯也很困難。因為交通不便，我們那裡有一種農民開的"摩的"，我讓他在菜攤給我停一下。我就在車上問那賣菜的："白菜多少錢一斤？你找兩棵大個的給我扔上來。"他們扔上來兩棵菜，我就不用下車了。就這兩棵白菜，我吃了一個多月。我這個人，只要站起來沒摔倒就是勝利。
知青是揹負沈重十字架的一代，永遠在替父輩、自己甚至是後代償還債務，身上有一股抹不去的悲劇色彩。該長身體時自然災害，該懂事時搞"文革"，該學知識時去插隊，該成家時晚婚，人到中年又下崗。共和國整個遍體鱗傷的烙印都在我們身上清晰地烙著、印著。
每逢住院、手術，北大荒友曉暉都來關照。她不無擔心地對我說："真怕有一天，你死在屋裡沒人知道。"其實她的擔心並不是我所憂慮的。我知道自己傷痕纍纍的軀體已沒什麼可以奉獻的了，也知道生命離開自己時會很淒涼，但我還是決定捐獻遺體把這作為對社會最後的回報，我不覺得自己有多麼高尚。朋友們說："你別太悲觀了，你走時我們都會去送你的。"我淡淡一笑："我走了，誰來通知你們呀？"其實我並不悲觀而是客觀，只是敢於正視現實罷了，希望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不給別人帶來麻煩，只對朋友說："在我走的時候，勞你打個電話，這是最後一次麻煩你了。"我已為自己選好生命最後的停靠站。
我們這一代有許多共有的名字：共和國同齡人、老三屆、知識青年，從任何方面而言，我們都不具備與國家、與時代討價還價的條件，惟一支撐我們的是堅強的意志和艱苦歲月的磨煉。從煉獄中走出的我們，已不再怕煉獄的烈火。雖然我已開始步入老年，仍在人生的道路上艱難地獨行。我習慣陌生人的指指點點，接受路人好奇或憐憫的目光，敢於坦然地回視對方。我知道命運不會公平地對待每一個人，當年熊熊燃起的革命烈火輕易地燒掉了人生最寶貴的信念，那時我們並不知道現在的青年怎樣生活。可當年我們是怎樣地熱情、真誠和執著，而這正是今天的人們所極為缺少的。
沒人去追尋歷史的責任，忘不了這一切的是我們這些同赴火海的知青。縱然我們對歷史有過怨言，也在挫折裡將一切看淡，然而內心深處還是忘不了那生與死、血與火和那片黑土地。我喜歡一首叫《小草》的歌，它唱出了卑微中的頑強。我覺得自己就是一株小草，"沒有花香，沒有樹高，我是一棵無人知道的小草。從不寂寞，從不煩惱，你看我的夥伴遍及天涯海角……"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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