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
所謂「盛唐氣象」，著眼於盛唐詩歌給人的總體印象，詩歌的時代風格、時代精神：博大、雄渾、深遠、超逸；充沛的活力、創造的愉悅、嶄新的體驗；以及通過意 像的運用、意境的呈現，性情和聲色的結合，而形成的新的美感——這一切合起來就成為盛唐詩歌與其它時期的詩歌相區別的特色。盛唐詩人王灣有一首《次北固山 下》，當時的宰相張說稱讚不已，將頸聯抄在官署的牆上，作為詩歌的楷模。(見《河岳英靈集》)這詩的中間兩聯正好可以用來形容那個時代：「潮平兩岸 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那三個形容詞：平、闊、正，還有那高懸的風帆，從殘夜中生成的海日，進入到舊年裡的江春，都讓人感受到盛唐時 代的氣息以及盛唐詩歌的風貌。再看以下這些盛唐詩人的歌唱：「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贈張丞相》)「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王之渙《登鸛雀樓》)「登高壯觀天地間，大江茫茫去不還。」(李白《廬山謠》)「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攬明月。」(李白《宣州謝脁樓餞別校書叔 雲》)「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杜甫《望岳》)「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高適《別董大》)在這些詩句裡洋溢著一股涵天蓋地的雄渾之 氣，千載之下仍能令懦者勇、弱者壯。盛唐詩人並不是沒有憂愁，李白就經常把愁字掛在嘴邊，諸如「愁疾」、「愁顏」、「愁心」、「愁發」、「愁腸」，不一而 足。但我們只要將李白和中唐的孟郊、李賀，晚唐的溫庭筠、李商隱比一比，就可以感到李白愁得來有力、愁得來氣派。正如他的名句：「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消 愁愁更愁。」(《宣州謝?樓餞別校書叔雲》)顯示的是強者之愁，在愁中有一股浩然奇氣。杜甫也寫愁，那是一片憂國憂民的偉大之愁、健康之愁：「憂端齊終 南，?洞不可掇。」(《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集中地體現了盛唐氣象的詩人，往往是富有魅力的人物。例如王維，那個時代培育出來的全才，便是這樣一個人。他的佛教造詣很深，而且能將禪意融會到詩裡。他是書法家，又是音樂家和畫家，被後人推崇為文人畫的始祖。他的畫跡，據《宣和畫譜》著錄，僅宋朝宮廷裡就有一百二十六件。王維九歲就會作詩屬文，他的政治感遇詩、山水詩、邊塞詩、贈別詩，都是第一流的。蘇軾說：「味摩詰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之畫，畫中有詩」(《書摩詰藍田煙雨圖》)。李白的魅力更是無人可以匹敵，他以一種震懾的力量征服了當時的讀者。他不甘心走一般士人的科舉之路，要憑藉自己的才能和聲譽直取卿相。他常自比為大鵬，任意地遨遊於天地之間。秘書監賀知章在長安初遇李白，誦其《蜀道難》，竟呼為「謫仙人」，解下身上的佩飾金龜換酒為樂。唐玄宗也降輦步迎，御手調羹以招待他。杜甫在赴長安應試的途中與離開長安東下漫遊的李白相遇，竟然放棄考試，跟隨李白漫遊了許多地方，別後杜甫對他仍唸唸不忘，寫了許多詩懷念他，稱讚他「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韻》)還有一個叫魏萬的人，為了一睹李白的風采，從嵩宋出發追蹤李白幾千里，終於在廣陵見面，稱讚李白的詩「鬼出神入」。盛唐詩人的魅力，既是屬於他們個人的，又是屬於那個時代的。只有輝煌的時代，才能為輝煌的人物提供形成魅力的條件。
盛唐氣象作為盛唐時代精神的反映，也呈現在書法、繪畫、音樂等其它藝術門類之中。張旭的草書狂放不羈，李頎在《贈張旭》中形容他寫字時的神態：「露頂據胡床，長叫三五聲。興來灑素壁，揮筆如流星。」顏真卿的楷書在莊重嚴整之中透露出凜然而不可犯的氣勢。吳道子的繪畫轟動長安，他在興善寺繪畫時，「立筆揮掃，勢若風旋，人皆謂之神助。」(朱景玄《唐朝名畫錄》)。吳道子在洛陽曾遇到書法家張旭和舞劍名手裴?，裴請吳在天宮寺為他亡故的雙親作壁畫，吳不受金而請裴舞劍以壯氣。「舞畢，奮筆，俄頃而就。」張旭也在那裡寫了一壁字。洛陽人都說：「一日之中，獲睹三絕。」(朱景玄《唐朝名畫錄》)當時還有專擅畫馬的曹霸、韓干、韋偃等。杜甫在《丹青引》中稱讚曹霸的畫「有神」；說他為玄宗的御馬畫像，「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董庭蘭善彈胡笳，李頎描寫他的音樂所產生的效果：「川為淨其波，鳥亦罷其鳴。」(《聽董大彈胡笳聲兼寄語弄房給事》)公孫大娘善舞劍器，當她舞蹈時，「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杜甫《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這些藝術家的出現，以及他們有若神助的藝術，同樣呈現了盛唐氣象。
二、盛唐詩歌的新趨勢
盛唐可以分為前後兩期。在前期，盛唐氣象主要表現為：投身社會和參預政治的熱情，高度的自信和自尊。後期，李林甫、楊國忠等奸相當政，這時盛唐氣象主要表現為：敏銳的洞察力，暴露社會矛盾的勇氣，對國家的責任感，以及對社會危機即將到來的憂慮。例如李白在《古風》其二十四中痛斥宦官和鬥雞小兒，在《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中揭露政治的腐敗。又如杜甫在安史之亂前夕揭示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樣尖銳的問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儘管如此，他們還是對社會充滿信心和責任感。李白六十一歲時還請求參加李光弼的軍隊，去討伐安史叛軍。杜甫雖然憂國憂民，但不是悲觀主義者。寫於安史之亂期間的《北征》，忠實地記錄了戰亂中民生的疾苦，卻仍相信國家將會中興。他漂泊西南之際所寫的《登樓》，在痛心「萬方多難」之餘又把大唐比作北極星，相信它不會沉淪。他在《江漢》中說：「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在《鳳凰臺》中說：「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在《洗兵馬》中說：「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正是在安史之亂那些最陰霾的日子裡，他唱出了時代的最強音。
從詩歌創作的角度看，盛唐和前代相比有一些新的趨勢。從這些趨勢中也可以看到盛唐氣象：
首先是面向外部世界。初唐詩歌的發展脈絡是從宮廷御用的路線轉向個人抒情的路線，這是很大的進步。如果只是沉溺於個人感情的糾葛之中，而不能面向外部世界，那還是很有侷限的。盛唐詩人既不用詩去討好帝王，也不把詩當成只供個人玩賞的小擺設，而是把一己之情融入普遍性的主題之中。這普遍性的主題就是社會政治主題，希望儘自己的力量創造出長治久安的局面。李白抱著宏偉的理想，欲「濟蒼生」、「安社稷」，「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然後像魯仲連、范蠡、謝安那樣功成身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杜甫突破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雖然一生未達，卻始終以天下為己任。其次是表現新的體驗。盛唐詩歌的題材都是舊有的，無非是感遇、詠懷、詠史、山水、田園、離別、閨怨、邊塞、從軍、宴飲等等。明代張之像《唐詩類苑》收有1472位詩人的 28245首詩，佔《全唐詩》的五分之三。此書按題材分為39類，沒有哪一類前代未曾寫過。可見盛唐詩人的貢獻並不在開拓了新的題材，而在於他們就原有的題材，找到並表現了新的體驗。例如邊塞詩早在漢魏就有了，此後一直沒有中斷過，可是許多人寫邊塞詩未必到過邊塞，而盛唐的邊塞詩多出自詩人親身的生活體驗。高適以政治家的眼光議論邊防之得失，王維和岑參以詩人的敏感描繪邊塞奇異的風光，王昌齡以戰士的口吻訴說內心複雜的感情。例如：「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高適《燕歌行》)「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王維《使至塞上》)「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鬥，隨風滿地石亂走。」(岑參《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這樣真切的詩句以前是少見的。第三是大眼光、大格局。初唐以精細為美，盛唐以闊大為美。李白的眼光簡直是宇宙眼光，他說「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同科。」(《日出入行》)又說：「黃河落天走東海，萬里寫入胸懷間。」(《贈裴十四》)他與宇宙處於平等的地位，也可以說他心裏裝著整個宇宙，並以這種氣魄看待社會與人生。這是一種全新的眼光和格局，正如皮日休所說，李白是「言出天地外，思出鬼神表。(《劉棗強碑》)此外如張九齡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望月懷遠》)王維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漢江臨眺》)王之渙的「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涼州詞》)杜甫的「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望岳》這些盛唐的佳句都表現了大眼光、大格局，具有雄偉的氣魄。
三、開明與開放——盛唐氣象的根基
盛唐氣象的形成有詩歌藝術方面的原因，例如性情與聲色的統一，意象的運用與意境的呈現等等，這在拙作《中國詩歌藝術研究》一書以及其它一些論文中已從多方面做過論述，本文限於篇幅不再重複了。下面僅從歷史、文化的發展以及當時的社會背景方面做一番探討。
從歷史、文化的發展這個角度看來，有兩點值得注意：
首先是南北文化的交融。晉室東渡之後，中國經歷了二百多年的分裂和戰亂。在這期間，南北雙方的文化呈現相當明顯的差異。南方喜莊老、尚清談，注重抽象名理的論辯；北方流行漢儒的經學，注重人的行為準則。南方文風華靡，北方文風質樸。南方的書法多見於帖，南帖飄逸；北方的書法多見於碑，北碑凝重。《隋書·文學傳序》說：「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之大較也。」很顯然，單一的南方文化或單一的北方文化，都有侷限性，如果不能融合就不能蔚為大觀。隋朝統一全國，以及大運河的通航，已經開啟了南北文化互補的過程。唐朝繼隋之後，經過太宗貞觀之治，文化交融的過程大大地加速了。南朝的「文」妝點了北朝的「質」，北朝的「質」充實了南朝的「文」，「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善盡美矣。」(《隋書·文學傳序》)一種融合了南北文化之長的、與唐帝國的政治經濟形勢相適應的新文化達到了成熟的地步。盛唐氣象正是這種富有深厚內涵的新文化的升華。如果說戰國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代，那麼盛唐就是一個百花齊放的時代。李白帶有蜀地的浪漫與豪情，杜甫帶有中原的純樸與厚重；王維信佛，李白崇道，杜甫尊儒。盛唐的許多詩人都有一段漫遊的經歷，這只有在國家統一的時候才有可能。南朝的詩人足未涉黃河，身未登泰山。而北朝的詩人，亦未能見到南方的奇山異水。若論眼界、胸襟和見識，他們就差多了。盛唐的詩人可以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李白五嶽尋仙，四海為家，足跡及於大半個中國。杜甫也有一段壯游時期，黃河上下、長江南北都留下他的足跡。當時的東越即現在浙江東部地區風光奇麗，許多詩人都到那裡尋幽探勝，覓得詩的靈感。就連大半生隱居在家的孟浩然，也有浙東之行。至於高適、岑參、王昌齡等人，遠走東北、西北邊陲，充分體驗了軍旅的生活，目睹了邊塞的風光，他們的眼界就更不一般了。
其次是中外文化的交流。當時的長安、洛陽、揚州、廣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匯的地方，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都會，在八世紀前半葉人口已達百萬，居住著許多外國的王侯、供職於唐朝的外國人、留學生、求法僧、外國的音樂家、舞蹈家、美術家，以及大量外來的商賈，至於外國的使臣更是絡繹不絕。在宗教方面，佛教之外，伊斯蘭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流行。敦煌石窟中所存《摩尼光佛教法儀略》是開元十九年翻譯的漢文摩尼教經典。音樂、舞蹈、美術等方面的交流也給盛唐社會注入新的氣息。早在唐太宗時就設立了十部樂，其中四部來自唐朝境內少數民族，四部來自國外。盛唐時期外來的舞蹈也很流行，如著名的胡旋舞。敦煌石窟中盛唐的壁畫和雕塑，以雄渾的氣魄、卓絕的造型、豐富的色彩，遠遠高出於其它的時期。中外文化的交流，打開了盛唐人的眼界，開闊了他們的胸襟，這對氣象的形成無疑起了積極作用。
歸根結底，盛唐氣象的出現是由大一統的局面下經濟繁榮、政治開明、社會安定所決定的。無法想像，在一個民生凋敝、戰亂頻仍、國家分裂的時代會有甚麼氣象可言。關於盛唐經濟繁榮的局面，文獻不乏記載，如：「人家糧儲，皆及數歲。」(元結《問進士》三)「四方豐稔，百姓殷富。……路不拾遺，行者不囊糧。」(鄭綮《開天傳信記》)據兩《唐書》、《唐六典》、《通典》、《資治通鑒》、《唐會要》等書記載，從中宗神龍元年(705)到玄宗天寶十四年(755)，短短的五十年間，人口就從37140000，增加到52919309，增幅達40%。人口激增說明社會安定、經濟富裕。可是在這種情況下，物價反而有所下降，開元初年，「米斗之價錢十三，青、齊間斗才三錢。絹一匹錢二百。」(《新唐書·食貨一》)天寶年間人均糧食達到700斤。杜甫在《憶昔》裡說：「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玄宗誅除了韋後、太平公主等腐朽勢力後，任用姚崇、宋 ?等賢相，整頓吏治、檢括田戶、改善財政、改革兵制，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的發展，並為文化的發展創造了廣闊的空間。在這裡有必要特別提一下被稱為「救時之相」的姚崇，以及宋?。姚崇為人豪爽，崇尚氣節，為政簡肅，掊斷如流。
開元元年(713)，玄宗不顧某些大臣的激烈反對，毅然任命姚崇為相。姚崇提出「十事要說」，針對當時存在的問題，從穩定政局、整頓吏治、改善財政這三個大的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施政綱領，得到玄宗的支持。姚崇於開元四年(716)罷相時推薦宋?繼任相位。宋耿介無私，直言急諫，而且工於文翰。在三年多的時間裏，繼續貫徹姚崇的政策，使得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盛唐時期能夠出現姚崇、宋?這樣的人物，而玄宗又能發現和任用他們，這對盛唐安定繁榮局面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安定的局面下，儒、釋、道三教得以並用，思想界出現比較自由的氣氛，這是形成盛唐氣象不可忽視的原因之一。儒家在唐朝的地位不斷提高，玄宗很重視在官學裡研習儒家經典，並允許民間立私學以弘揚儒家學說。對於佛教，玄宗在開元初期曾經採取一些限制的政策，但總的看來他對佛教還是尊重的，對於開元年間傳入的密宗尤有興趣。玄宗的崇道更有甚於尊儒，他在科舉中設立了道舉；在兩京設立崇玄館；還親自註釋《道德經》頒示天下。在思想比較自由的氣氛中，詩人們可以從各方面汲取營養。李白通道，杜甫尊儒，王維崇佛。他們的不同信仰，對於形成各自的詩歌風格起了重要的作用。
人才發展空間的擴大是一個起了直接作用的因素。由於唐朝實行抑制門閥士族的政策，以科舉取士，打破了門閥士族壟斷政治的局面，使大批中下層庶族文人登上政治舞臺。與此同時，文化也從少數士族文人手中轉移到中下層庶族文人手中。這批在唐朝建國後成長起來的新人，有豐富的生活閱歷，比較瞭解社會的實際、政治的利弊和民生的疾苦。他們有抱負、有見識、有能力，敢於衝破舊的藩籬開拓新的局面。盛唐文化實際上主要是這批新人創造出來的，盛唐氣象也就是這批新人的氣象。
盛唐文人之間有一種健康融洽的關係，這也有助於氣象的形成。杜甫在《憶昔》中回憶開元年間的情況說：「天下朋友皆膠漆」，反映了當時的狀況。他們覺得某個人受了委屈，就為之大聲疾呼，有擔待、不世故。杜甫為鄭虔鳴不平：「諸公袞袞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坎坷，名垂萬古知何用。」(《醉時歌》)李白為王十二鳴不平：「君不能狸膏金距學鬥雞，坐令鼻息吹虹霓。君不能學哥舒橫行青海夜帶刀，西屠石堡取紫袍。吟詩作賦北窗裡，萬言不值一杯水。」(《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而當他們佩服一個人時，又出自真心的褒之揚之。從賀知章和杜甫對李白的推崇、李白對孟浩然的稱頌中，都能看出盛唐文壇那種良好的氣氛。杜甫的《飲中八仙歌》描繪賀知章、李白、張旭等八人醉後的狂態，欣賞和欽佩之情溢於言表。還有一個人應當特別提出來說一說，這就是張說，他是從初唐過渡到盛唐的關鍵人物。他的詩還帶著初唐的拘謹，不具備盛唐詩歌那種瀏亮與光彩。但是他 「前後三秉大政」，朝廷的「大手筆」都是由他撰述，「天下詞人咸諷誦之。」(《舊唐書·張說傳》)他特別獎掖後進，他所獎掖的文人能考知的有張九齡、賀知章等三十餘人。還有一些是曾以文學受知於張說，日後以政績著稱的，如房?、李泌、劉晏等。這種獎掖後進的做法已經形成傳統，賀知章和張九齡受到張說的拔擢，他們又再獎掖後進，如賀之對李白，張之對王維。從以上所舉的種種事例可以看出，盛唐文人是怎樣的大度。盛唐文壇的情況可以借用曹丕《典論·論文》裡的兩句話來形容：「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總之：開明與開放是盛唐氣象的根基。惟開明才能革舊布新雲蒸霞蔚，惟開放才能百川匯海博大深邃。盛唐不過短短的五十年，其國勢之強盛，氣象之恢宏，不但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亮點，放到世界歷史上也是值得我們驕傲的一片輝煌。
